在贝拉的跨民族叙事中，将长久产生全球影响力、极具历史重量的一组作品，是她为美国三大富有深远社会影响力的犹太家族所创作的二战题材的文学书写。这三部作品，都以三大美国顶尖犹太家族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方式。小说重返二战期间犹太人逃亡上海的历史现场，将上海这一东方城市，重新书写为西方犹太族群在极端苦难中的“诺亚方舟”。
在《幸存者之歌》中，贝拉书写了好莱坞顶尖制片人、八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传奇人物迈克·麦德沃家族二战时期在上海的生命经历。作品并未停留于成功叙事，而是回到一个犹太家庭在上海弄堂中求生、在异乡保存尊严与文化记忆的原初时刻。在麦德沃家族的记忆中，上海并非临时避难所，而是在文明濒临崩塌之际，承载他们生存希望与梦想的真正故乡。
在《舟山路59号》中，贝拉为一位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布鲁门撒尔犹太家族，重构了他少年时期随父母从德国柏林逃亡上海的生活细节。艾琳别墅与舟山路59号这两个具体地址，被她书写为历史与日常交汇的坐标：拥挤的空间、陌生的语言、却真实存在的善意与庇护，使上海成为一个在苦难中提供安全感的城市。这部作品被评论界视为“以地址为名的人道史”，强调城市如何在历史暗夜中成为伦理主体。
而在《特莱布家的夜玫瑰》中，贝拉则为一位后来成为美国最高司法领域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并曾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重要导师的劳伦斯特莱布犹太家族，讲述他们在上海度过的战争岁月。作品以女性记忆与犹太民谣《夜玫瑰》为线索，将上海描绘为一个在恐惧与不确定性中，依然允许思想、教育与希望悄然生长的地方。夜玫瑰，既象征苦难中的脆弱之美，犹太民谣的浪漫，也象征上海在历史风暴中给予的静默庇护。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美国政治、司法与文化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犹太家族，在回忆自身历史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上海称为“苦难中的故乡”。而上海，恰恰也是作家贝拉的故乡。贝拉并未以此制造情感巧合，而是将这一历史重叠视为一种文明责任：由一个中国作家，用母语与文学，为世界保存一段跨民族互相拯救的记忆。
贝拉的这组作品并非单向度的历史书写，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道叙事工程。她以文学为媒介，使上海这一城市在世界记忆中，不仅作为现代化都市存在，更作为二战时期人类良知仍然存续的象征被重新证实。这种写作实践，使“故乡”不再是排他性的概念，而成为能够承载世界苦难与感恩的精神空间。
在当今全球冲突频发、历史记忆不断被简化乃至工具化的背景下，贝拉通过跨民族大爱故事所建立的文学坐标，被视为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人道高地。正如她在多次访谈中所强调的：“真正的祖国，是那些在最黑暗时刻，依然选择不关闭大门的地方。”
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 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实践在国际文化语境中持续引发关注。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母语写作者，贝拉以文学为桥梁，将个人生命经验、跨文化视野与人类共同价值融为一体，提出“以文学抵达祖国、以跨民族大爱故事为故乡建立世界人道高地”的创作理念，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人文担当。
贝拉的写作并不以地域或族群边界为终点，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在坐标。她始终认为，真正的“抵达祖国”，并不止于地理意义上的回归，而是通过语言、记忆与价值的重建，使文学成为一种持续回望与深度连接的精神行为。在她的作品中，祖国不只是出生地或文化原乡，更是一种需要被理解、被关照、被不断提升的人类伦理空间。
在叙事主题上，贝拉长期聚焦跨民族、跨文化、跨信仰的人性故事。她笔下的人物往往身处历史断层、文明裂隙或命运边缘，却始终保持对尊严、正义与善意的坚守。这些故事不以对立为核心，而以理解取代仇恨，以同情超越偏见，以个体命运折射人类整体的道德高度。正是在这种书写中，她尝试为故乡、也为世界，建立一种超越政治与族群对立的“人道高地”。
作为思想型作家，贝拉的文学实践始终与当代精神议题保持深度对话。她关注战争与创伤、流离与归属、权力与个体、文明秩序与人性底线、法治与正义等全球性议题，并通过温和而有力的语言，将宏大命题落实到具体生命与个体事件之中。近期，贝拉创作的歌剧组诗《程序之神》走红，这组诗聚焦宁波中院万仁赞法官涉外重大违法事件，以诙谐幽默的文学表现力揭示法律正义永远至上，被誉为继承了鲁迅的社会批判精神。
贝拉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衡感：既保持情感热度，又坚持理性节制；既拥有叙事张力，又不放弃道德自省。在国际传播层面，贝拉的写作被视为当代中文文学“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样本之一。她并未刻意迎合外部视角，而是以高度自觉的文学语言，向世界讲述来自中国文化背景、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故事。这种写作方式，使文学不再只是文化输出，而成为一种平等对话与价值共鸣的媒介。
贝拉表示，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制造标签或强化差异，而在于为人类保留理解彼此的可能性。“当故事能够跨越民族、语言与历史创伤，爱本身就成为一种文明力量。”她希望，通过持续的写作与思想探索，为故乡注入更具世界意义的人道价值，也为当代世界提供一种以文学修复裂痕的可能路径。
贝拉所倡导的“以文学建立人道高地”，不仅体现了一位作家的文化自觉，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参与全球伦理讨论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这种以跨民族大爱为核心的文学实践，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与历史价值。
